学术前沿

今天需要怎样的大学校长?

发布日期:2013-10-10 | 阅读次数:
  近日,有关浙大校友讨论新校长人选的话题在网络上受到了广泛关注。浙大校友对于新校长人选的要求反映了他们对浙大精神和大学发展的理念。几乎与此同时,因为“去行政化”改革而备受关注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一次媒体采访中宣布,明年任期将满,不再连任。不过他对继任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这两件事情都指向大学的领导者,反映了当下大学体制改革中校长角色的重要性。怎样推选大学校长?一个合格的现代大学校长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邀请学者进行分析讨论。
大学校长和钱学森之问
复旦大学 陆扬
  所谓钱学森之问,是晚年钱学森留下的一个叫人欲罢不能的命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命题涉及到大学校长的职能定位。但是中国的大学校长流行空降任命,多有体制约束下身不由己的种种难处,能够游刃有余斡旋下来,成功施展天降大任的,少之又少。日前的两个新闻引人瞩目,一是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明年任满,提出不再连任,并对未来校长人选提出要求;二是浙江大学新校长林建华上任之即,遭到浙大校友联名反对,认为新校长与前几任相比较不具备相应资格。但转眼之间,校友总会再发声明,表示将全力支持新任校长。对比这两个事件,能够说明什么呢?
  
  首先似乎是面子的问题。朱清时有心要将南科大办成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世界最顶尖大学,这听起来有些不合时宜,就像天方夜谭。可是他这位呕心沥血的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本身就是南科大的金字招牌。反之尚未跻身院士之列的林建华,可能科研上有所疏忽,在浙大名流云集的校友会中未能服众,应是意料中事。浙大在武书连的排行榜上数度力压北大清华,荣居中国第一高校。假如林建华省却他是是非非的重庆大学之旅,以北大常务副校长之身,直飞浙大正位,或者反而不至于在校友群中横生纠葛。
  
  其次是校长的职能定位问题。大学校长的使命究竟是身先士卒,还是协调沟通?朱清时多少相似后一种类型中的张伯苓。当初张伯苓四处筹款碰壁,自嘲南开南开,越难越开。1937年日寇轰炸南开大学,时在南京的张伯苓闻知南开被毁当即昏厥倒地。次日蒋介石对张伯苓说,南开为中国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这样一种血肉与共的校长心血,或许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张伯苓本人建国之后,就遭遇过被婉拒参加南开校庆的无奈。真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这样来看,浙大校友会的发难,假如它是子虚乌有,那是情有可原;假如它是实有其事,那就是自作多情了。
  
  最后回到钱学森之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杰出人才?这里并不是偷换命题,没有人敢说今天中国的科学成就同本土教育体制了无干系。即便人文,与其感慨人文精神的失落,不如说是当今跟风西学的范式转换,营造出了民国怀旧的乌托邦。这又回到了有没有可能指望科学降尊纡贵,来同人文稍作沟通的老问题。当初S.P.斯诺写引起轩然大波的《两种文化》,就是担忧英国的教育设置太重人文,竞争力不抵更偏重科学的德国和美国教育。今天我们的人文教育被边缘化的程度已经无以复加,不知中国的大学校长们作何感想。
  
  校友会与大学的自决权
  
  深圳大学 王晓华
  
  近年来,中国大学不断经历成长中的阵痛:一方面,进步有目共睹,总体排名不断上升;另一方面,过度行政化也使之屡受批评,对高校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前段时间,围绕浙大校长任命所进行的讨论就反映了这种“进步中的不满”,深刻地折射出中国大学当下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不可讳言的是,自上个世纪中叶起,中国大学就承受着与体制相关的紧张关系:它们既延续了现代大学的基本形态,又必须服从中国的行政体制;大学的传统要求它们适度自立,行政体制又不能不展开自己统一的布局,不允许大学成为其体系中的特殊领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学人经历了复杂的博弈,最终于改革开放后建立起了一套折中的体系:既服从自上而下的规划,又培育出教代会、学术委员会、人事委员会等具有自治品格的组织。公正地说,中国大学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长足的进步,就是因为上述体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折中性也意味着过渡性。随着大学的发展,这套体系的不足已经无法遮盖:备受限制的自治组织难以与权力抗衡,常常形同虚设;学术界异化为行政体系的子集,官本位使教授难以专注向学;严格的等级制体系扭曲了学者和学生的人格,部分知识分子开始信奉犬儒主义和功利主义;行政力量的介入不断打断大学的精神血脉,使它难以形成自己的精神底蕴;空降式的任命往往会抛来陌生的领导者,影响大学形成自己的个性,等等。可以说,自治性孱弱是中国大学的根本欠缺。回避它,我们的高等教育非但难以更上一层楼,而且有可能会拖滞中国梦的实现。
  
  哪里有问题,哪里就会有追索答案的人。无论具体的导因是什么,这次的校友会事件都非空穴来风,而是大学机体的正常反应。从古至今,大学都是文化人的共同体,均具有一定的自治品格。只有在适度自治的过程中,它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精神生态,延续其文化血脉。从这个角度看,这次校友会事件敞开的是老问题,表达的是大学人内心深处存在已久的吁求:应该适度承认和实现大学的自主性。然而,在现有体制下,大学完全实现自治恐不现实,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博弈机制。依我看,校友会事件本身就给我们有益的启示——大学既要适当自治,又要协调各方力量,必须形成相对独立的组织,而校友会恰恰临时性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这次讨论中发出声音的校友,大多对母校作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其真实身份类似于理事会成员。依我看,不妨将校友会发展为理事会,由理事会表达大学的自主吁求,参与各类协商。譬如,校长的任命就应该获得理事会的认可。上级部门最好提供多个选项,由理事会作出选择。如此这般,各方的意愿都能得到尊重,结局必然是双赢——权力实现了自己的意志,大学维持了自主性,人事变动不再损害后者的精神血脉,岂不善哉?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刻,确立方向至关重要。这次的校友会事件既反映了转型中的吁求,又部分地敞开了转型的机制和方向,其意义不应低估。要将已经显现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我们既需要求变的智慧,更需要告别的勇气。
(佚名来源:社会科学报 第1370期 第4版)